我的名字是杨丽坤，出生在云南普洱县磨黑镇的一个彝族家庭，日期是1942年4月27日，排行第九，家人都亲切地称我为“小九”。童年时，我的生活十分幸福，父母和姐姐们都十分宠爱我。然而，命运对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。当我五岁时，母亲因过度劳累去世，这让我深感悲痛，甚至希望自己能跟母亲一起走。

母亲去世后，家庭变得更加困窘，我刚刚上小学，就不得不辍学。那时，我多么渴望能够继续读书啊！直到1952年，我的大姐把我接到昆明，并将我寄养在二姐和二姐夫家里。由于他们家条件相对较好，我终于可以重返学校，继续我的学业。

这一年，10岁的我进入了新村小学。因为我跳舞跳得好，常常担任舞蹈的领舞。除了舞蹈，我还非常喜欢读书，几乎所有的零用钱都用来购买书籍，常常沉浸在书籍中，忘记了吃饭和睡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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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，我12岁时，和二姐一起去看演出，省歌舞团的胡宗林老师注意到了我，认为我是个不错的舞蹈人才，并劝说我二姐让我加入省歌舞团成为学员。二姐问我是否愿意去，我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。能够进入省歌舞团学习，我倍感珍惜，训练也异常辛苦。每天早晨天还没亮，我就会起床，简单梳洗后匆忙吃点东西，赶去排练。

因为我在班里年龄最小，团里对我有一些特别的照顾，允许我多睡两个小时，还请大姐姐们照顾我，我对她们的关怀深感感激，也因此更加努力学习。

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没过多久，我就成为了独舞演员。我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与赞赏。虽然我很高兴，但我总是提醒自己要谦逊，这并非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
逐渐地，我在团里展露头角，参加了如《十大姐》、《白鹇鸟》、《万盏红灯》、《赶集》等一系列演出。1959年，我幸运地被选中主演国庆献礼电影《五朵金花》。这部电影改变了我的一生，它让我站上了幸运的高峰，却也把我推入了悲剧的深渊。

《五朵金花》是一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彩色爱情政治题材电影，影片在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，创下了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。电影上映后广受欢迎，观众热烈反响。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，我荣获最佳女演员银鹰奖，埃及总统专门点名让我去领奖。

1964年，我主演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彩色宽银幕影片《阿诗玛》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歌舞片。这部影片让我充满了喜悦和希望，我全身心投入拍摄，力求每一处做到完美。然而拍摄过程并不顺利，我因饰演“阿诗玛”被批评为“资产阶级小姐作风”，影片拍摄期间，我一直在接受“工作组”的批评和帮助。

1966年，风暴袭来，我开始遭遇无休止的批斗。几年前由于爱情遭遇阻挠，我一度精神失常，但经过治疗，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。然而，这次的政治斗争让我再次精神崩溃，我甚至开始产生幻觉和幻听，常常觉得周围的人都在骂我、打我。即使如此，我心里依然默默喊着：“不，我没有罪！我想活下去！”

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我的病情愈加严重。最终，我姐姐冒着风险给周总理写信反映我的困境，总理迅速作出回应，立即打电话过问此事，终于，我得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。在医院，我被诊断为“心因性精神忧郁症”，病情严重后，我被转送到昆明长坡精神病医院。

1970年，家人为我找到了现在的丈夫唐凤楼，他是通过陈泽涛介绍认识我的。家人告诉他我的病已经康复，但我没有欺骗他。我向唐凤楼坦白，虽然病情好转，但有时仍会出现幻觉和幻听。唐凤楼并没有嫌弃我，反而愿意继续和我走下去。

1973年5月22日，在经过一年多的书信往来后，我与唐凤楼结为夫妻。我们的婚礼简单而温馨，没有宴请客人，仅是家人围坐吃顿晚饭。虽然婚礼简单，但我非常幸福，终于有了一个家。

婚后，唐凤楼对我十分关心，无论我生病时他都尽心照料。在他的支持下，我的病情逐渐好转。1974年，我在医院顺利生下了双胞胎儿子：唐琰和唐韬。

1978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陈荒煤的文章《阿诗玛，你在哪里？》，之后《解放日报》和《文汇报》也发表了关于我的文章。全国开始关注我的不幸遭遇，舆论对我的冤屈表示关心。

同年秋天，云南省歌舞团的新团长张维专程来到上海看望我，他宣读了文化局对我的平反决定。尽管如此，这个决定来得太晚，我已无法回到从前。此后，我的工作关系从云南省歌舞团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，虽然我思念故乡，但再也不愿面对曾经让我遭遇伤害的地方。

身体原因使得我无法再跳舞演戏，这个遗憾永远无法弥补。每当我看到歌舞片时，心情都会变得十分沉重，因为那一切对我而言已经太过遥远。

2000年，我在上海的家中安然离世，享年58岁。即便岁月变迁，我依旧永远是那位坚强、令人难以忘怀的“阿诗玛”。

我永远怀念故乡，怀念那片土地上的人们，怀念蝴蝶泉，怀念石林，怀念那段属于我的彝族时光……

注：杨丽坤因病于2000年7月21日在上海去世。

发布于：山东省